管理为什么那么难？

教书的成功未必自动获得管理的成功。

如果我们在管物，物是没有生命的，可以任你摆布。可是我们管的对象是一个个生命体。

如果我们管的生命体是小狗，小狗凭着本能行事，利用条件反射原理，手中捏着食粮，便可使小狗对你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可是我们的管理对象是人。

如果我们管的人是奴隶，奴隶是你的附庸，为你服务是无条件的，你全然不必顾及他们的自由与情感。可是我们管理的对象是自由民。

如果我们管的自由民是个老外，老外常常是死脑筋，他们认法律制度甚于认人，你只要订了规章制度他便会乖乖地当信条。可是我们的管理对象是中国人。中国人之难管，在于中国人从来不服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果我们管的是干粗活的中国人，至少他还能看在小恩小慧的份上，看在你仁慈义气的份上，替你卖三五分力。可是我们的管理对象是有知识的中国人，他们有知识，因而不那么喜形于色，他们常常高深莫测，令你捉摸不定，甚至他们嘴里仁义道德可骨子里却男盗女娼，历来最虚伪最具两面性的便是所谓知识分子。如果我们管的是知识分子，千万别把他们当人就是，一群没骨头的帮闲的人，来点硬的保险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抓住他们欺软怕硬的本性便可玩转。可是我们管的却是半吊子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本身也在管人，对他们你轻不得也重不得，稍有闪失，搭上自己的一世英名却还不知栽倒在谁手里。

所以学校一向是个凶险之地，做学校管理者能全身而退，一定是你祖宗积了大德了！

要管好学校教师，唯一法门就是先管好自己，修炼自己。修炼到什么程度呢？照孟子的说法就是有＂义＂。什么是义？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大人)，说的话不一定守信(言不必信)，做的事不一定果决(行不必果)，但留意于通权达变，而以‘义’为衡量的标准(唯义所在)”。

守信与果决，本来都是善行，但如不守信或不果决，反而合于“义”，那就可以不守信、不果决。“义”是审核的准绳，也是众德的依据。

孟子太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既然是“不能管他”(凭什么管我)、“不能不理他”(为什么不理我)，那么就得靠个＂义＂字了。

于是，管理者不是靠着学问，也不是靠着德性，而是得靠义。那实在是无奈的办法，却又是千百年来唯一有用的办法了。

这就是说，西方人的管理书到中国，全都要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