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非自古便是与世隔绝，一味排外。且不说唐时公务员队伍中有日本人、朝鲜人，宋元也任命过多名西方人担任中国官员（著名者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单说东周的秦国，它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便是因为有个其他各国所没有的胸怀。

秦国地处西隅，经济、文化落后，但是春秋时的穆公、战国时的孝公，都能以极广大的胸怀招徕外国人、重用外国人。秦穆公所依赖的五个大臣全是外国人，百里奚是楚国人，蹇叔是宋国人，邳豹、公孙支是晋国人，还有个由余，来自本部的少数民族部落。至于军队，也是交由外国人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来统帅。战国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实行变法的公孙鞅是卫国人，入秦前长期在魏国工作，张仪、公孙衍、范雎都是魏国人，魏冉、李斯是楚国人，齐国的孟尝君在秦国当人质，因为有才华，也被秦王任命为丞相。

可以说，秦国是由一群不热爱祖国、却热爱秦国的外国人帮忙建设起来的。

可惜，中国这样的胸怀和优良传统传到宋元时期便断了，明朝开始搞闭关锁国，确定的外交关系也是唯我独尊的天朝体系，不再承认平等的外交关系，不屑与外人交流，也不允许老百姓与外界交流，终于发展到了落后挨打、盲目排外的地步。明清时期，葡萄牙、英国、俄国、美国先后试图与我国建交，皇帝们却纠结于对方要不要称臣纳贡、要不要对自己下跪。

后来兵戎相见，对敌人一无所知，却相信自己必胜；打输了，却不承认不如别人，更相信是内部出了汉奸，换个爱国人士就好了；终于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了，也耻于承认，坚持本国的政治、文化天下第一，无需向别人学习；后来开始学习了，也时不时地闹一闹情绪，纠结于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算西化了。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丑化外国人，“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甚至不惜编织出许多谎言来娱乐同胞。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多少优秀的人才和作品，也会明珠暗投。像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国内不受重视，传入日本后却成为重要的启蒙作品。这难道不像极了战国时期的魏国与秦国吗？

可以说，我们的国门虽然打开了，但是国民的心门却未完全打开。政体变了，领导人换了，但是上上下下的心态还跟鸦片时期差不多。闭关锁国时，不知道别人比我们先进，也就罢了，可是知道了却不承认、不肯学习，那就让人无可奈何了。中国进步之难，并不只是统治阶级的问题，不只是汉奸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将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现代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蒋廷黻先生在80多年前便提出过，至今仍是中华民族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甲午战争的纪念日里思来仍觉得无比沉痛、可惜：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