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开始施行两税制，即分夏秋两次征税。这两季农民有收成，能负担得起，要是冬春青黄不接时大举征税，农民不是饿死就是造反。

两税制的要点在于统一税收，针对土地而非人头，无须进行频繁详细的人丁统计（人丁变化很快，土地则较为稳定），并把以前的租庸调各税统一成货币，减少运输损耗，理论上农民只需交钱就没有劳役兵役贡献等等的负担了，由官方再统一花钱雇佣民众或采购物质，完成各种国家和地方工程。

两税制执行起来更为简便，避免了大规模而繁琐的统计工作，但其执行起来的问题也是很多：

第一，以前是收获以后“结算”收税，而现在是先根据去年收成而定今年税收，演变为“量出为入”的财政“预算”，遇到灾年则显得税赋过重。

第二，以前为民置业以保障民生的社会福利性质丧失了，土地重新走向垄断。现代国家可采取货币保障，但就当时的经济程度而言，当然是土地保障更为实际有效而稳定了。

第三，以前以实物为主，虽然贮备和运输困难，但“损耗”在官不在农，农民负担起来也较为公平，而两税制涉及农产品“变现”，官私商人就可从中渔利，造成丰年不增收，灾年负担不起的恶性后果。这种制度的需建立在信息、货币和商业流通便捷顺畅的基础之上，并有一定的国家储备调剂平衡，才能去弊从利。

第四，两税制本身是为了统一税收，但后世逐渐故意淡忘了这个体制本源意图，增项强制摊派成为家常便饭，而一律在两税中体现，并把一些临时性摊派变为惯例，极大的加重了农民负担。（俺写过一篇痛斥“官办慈善、恶性摊派”的帖子，其中就引用了此制含义，中国传统税费用途虽然不透明、不公开，但其实已经“无所不包”，国民只看自身生活境遇而评价国家政权“好坏”，而不太关心“绝对政府”之具体运作方式，难道现在的政府税收用途中竟然不包括慈善费用了吗？那就要把税费用途给俺们说说清楚，若真是不够用，俺们当然可以集资，如果被浪费了还要摊派，那不就太卑劣了吗？！）

因租庸调制实在无法现实执行，两税制征收则很简便，所以此制实际一直持续到了中国帝国时代末期，而只在具体细节上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