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制”可分为：“（全体男性公民的）义务兵役制”和“（职业化）雇佣兵制”两大类，两者之间的过渡就是“特定的部族/地区兵役制”。

西方采用全民义务兵役制很晚，君主们不敢大面积武装平民，要到近代民族革命兴起时才算真正意义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而中国可以一杆子杵到2000年前。

全民义务兵役制，就是男性只要到了兵役年龄，都有为参军的义务，这是平时的一贯制度，而不仅是战时应急体制。但也并非都必须马上去参军，国家可以随时征召，可以说，“义务兵役制”才是真正的“子弟兵”。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应征入伍的时间都很短，甚至有时只有几天（路上恐怕就得几个月），也不是每年都要去当几天兵，后来还可以赎买雇佣代替，这都是为了蓄积民力，防止劳民过剧，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口对周边来说足够多。

中国的职业化军队前身是春秋的贵族和门客/士，所谓享乐在前，责任也在前。中国实现大一统帝制之后，对于军队职业化、雇用化一直是很谨慎的，就是为了防止军队作乱，但不免也就造成缺乏训练，素质低下的后果，但幸好人数够多，就算对外战争损失多一些，但权衡内乱伤亡，也算可以接受。雇用化的职业化的服役年限较长的军队，一般是特殊兵种（比如骑兵和水军）、精锐部队和皇家卫戍部队，作为“尖刀”和“奇兵”与其他部队配合作战。

秦汉以义务兵役制为主，隋唐以雇佣兵役制为主。宋代整体是“募兵制”，即国家出钱雇佣军人而不是民众普遍轮役，也是雇佣兵，但属于“政府军”的范畴，而唐代是地方招募居多。

老赵看到唐代因没有强大的中央军团，结果难以平复地方拥兵独立，演变成了封建乱世的局面，就设立了强大的“禁军”。禁军都是精选的兵士，伙食、装备和训练也更好，人数也很多（林冲号称“80万禁军”教头），所以足以削平任何地方叛乱。宋代地方军队除了日常的守备任务，更多是充当了“劳役”，重点不在作战而是消化灾年的流民。

宋代军制一定程度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即常说的野战军/集团军vs守备部队/预备役/边防军/省军区的区别（当然，现在后者不是“劳役”了，呵呵~~）。宋军制的目的一是中央足以弹压地方，二是灾年召流民防止内乱，三是让国家机器代替平民的劳役。这似乎并非“坏事”，但逐渐尾大不掉，军队规模过大，而素质低下，把国库拖垮。

明代将军队全部分散配置，所谓“卫所制”，在作战时临时集成。因为实现了参政权平等的宪政，并有文官挂帅，官兵分离等体制，所以不太担心地方割据叛乱。

“特定的军事部族”就是元之蒙古族和清之满族，他们作为精锐部队、“宪兵部队”使用，服役率要高于其他民族，并且是“随时”和“终身”的服役。

“地区兵役制”大都在边疆地区，往往都是生活条件恶劣的民风剽悍地区，农业、手工业和教育基础薄弱，加入行伍成了唯一的晋身渠道。这些地区的民众不仅弓马娴熟者众多，而且不缺乏国家争端造成的杀敌勇气，自汉（不少将军出于边地）到唐（不是边防军和将领就是边疆甚至外来少数民族）到明（比如著名的宁远铁骑），边疆地区的服役率都很高，而后又演变出“农垦军团”。

军制按“给养来源”则分为完全国家供给、完全自备两大类，两者之间的过渡就是“军垦”制。

西方的职业化军队很长时间都是完全自备装备，甚至粮食在很长时间也是自备的，可谓以打仗为生，所以战争中的抢劫不仅“合法”甚至“正当”，不让大抢一把简直统领不了军队，大伙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嘛~~中国官兵很早其就号令严明，擅取战利品可是杀头的重罪。

中国宋之后则是贵族和军人世家才会自备装备，普通士兵的装备大多数是国家提供，粮食就不用说了，“当兵吃粮”嘛~~但这造成一个兵器迷们很遗憾的事情，欧洲和倭国的兵器制造技术较中国古代显得更为“精湛”，因为他们的职业化军队造成了一个有市场竞争的职业化的兵器制造业，而中国的兵器制造则追求大批量低成本，而且往往由国家垄断。

中国南北朝就有了正式的军垦制度，即“府兵制”（其实还可以追溯的更早，比如三国时期），都是为了减少军队给养压力，节省民力，减少运输损耗考虑，多用于边疆卫戍地区明代则采取“卫所制”，即军队分散到各地供给，这样貌似节省了供给费用，但各军队素质就相差甚远，集中调配很困难，兵将统帅能力不足，风气也懈怠了，这些问题都将在抗倭战争和明清战争中集中爆发。

军制按将领和军队的领导关系，则可以分为：亲兵制和将兵分离制。

亲兵实际仍是由诸侯和公子们的“门客”演变而来的，由于其往往是对主人和天子的双重效忠（日本武士道这个特征非常明显），可能对皇帝统治构成威胁，所以在唐以后，私养死士就成为重罪。而唐、宋、明不断进行将兵分离，所谓“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并将兵分别管辖，战时临时组合，战后分别归属，还文官挂帅，防止将领拥兵造反（岳飞和袁崇焕都死于此处，也是明自废海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从汉到唐、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

这种体制虽然有效的预防了内部割据叛乱，但就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将领的军事能力极大下降，并缺乏统帅大军所必须的“威望”，并在接战时失去亲兵们的严密保护，造成战略战役的一次次重大失误，和临阵将领的一次次重大损失。（满清当年能突入华北一日数胜，很大程度是因明军缺乏统一指挥，小部队逐次投入，结果纷纷被击破的结果；待明末之时，各地方部队仍忙于内部PK，而无一人威加海内能平息内讧重整河山。）

中国历代都是从节省民力、防止内乱、强军御侮的角度出发编制军制的，但并非有了这个想法就可以简单实现。

如果国家的军力过于集中在中央（宋），不仅平时补给困难，而且一旦溃败，整个国家都将丧失反抗能力；如果将军力分散在地方（明），则平时难以集中训练，将领的指挥能力下降，战时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或将兵力成区域集群部署（唐），则易形成地方割据叛乱。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绝对的职业化、雇用化，都将造成军队和民众的分离，甚至失去军队必要的国家信念、人民信念，成为一架冷酷的战争机器；而短期义务兵役制，又无法应对迅猛发展的军事技术专业化的需要。

军制是根据需要和实际条件而产生的，一个国家的局面越为复杂，军制种类也就会较多；各种军制都有利弊，关键是如何用其优点，避免缺陷，让各种军制优势互补。

上述每条线索其实都能独立成一本厚度能当枕头的书来，但长度已经实在不想再增加自己和读者的痛苦了，目的只是给大伙展现一个“多线索式的”中国帝制“演变简史”，并捋出其中的本质原因。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很多大事件都和古代呼应，中国现在的体制多来自古代的沿革，所以“中国历史”才能作为历代“皇家教材”。

当然，时代变迁，科技进步，文明撞击，并不能认为古之成败即是今之范本，应以“条件分析”的眼光，找出变化与不变之因素，去弊从利，维新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