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依黄仁宇先生言，他的政策其实接近现代国家制度，但无法适应当时的国情。

宋代的“经济”较前朝有了很大进展，虽然有向北方的朝贡，显得太过软弱，但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极小比例，而且除了马匹需要“进口”，其他各领域都是出口顺差，每年给北方的钱完全可以通过边境口岸赚回来，甚至有些搞笑的说，给北方的贡献简直可以看作“正常”的“贸易补偿”，算是“变相借贷”给北方~~而观察北方居高不下连刷记录的通货膨胀，观察他们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君民背离，可以说，宋朝廷的“经济战争”也算部分得逞。

今人大多知道，国家财富在资本周转运作过程中可以极大增长，即使税赋比例不变，只要“经济规模”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自可持续增长。而想要财富“周转”得起来，国家就通过各种税赋使用民众的智力和劳力，中央将税收用于国家机器本身运行、国防、赈济、国家工程等等再部分得发还给民众本身，也即财富从下到上得吸纳，然后再通过一些形式散播下来。但在上述过程中，财富实际没有“增值”反而有“过程损耗”，往往到了上层以后，却无法再发付到下层，就只能眼巴巴得看着粮食布匹在库房里腐烂喂老鼠了，而民间资本都被中央“吸纳”去了，本身就没有充足得资金扩大经济规模，成了官民双亏。

俺称这种现象为“国家资本循环障碍”，在“平原性的、内循环式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有发生，苏联之解体，中国之“经济改革”，都是这个本因：资本在高层和高级产品（高技术重工产品，比如机床、飞机、坦克等等）端冗积，吸纳干了低层和低级产品（轻工消费品和农业产品）的基础和扩张所需的资本，上层不断空耗，下层不断缩减，国家资本萎缩，只能靠贱卖（否则民间无财，买不起）国有资本解决，重新给下层注入，这是“内循环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

王安石的办法实际就是“国家经商”，国家通过贷款和直接贸易，成为“国家财富的中枢”，相当于整个资本流程的“分配”和“加压”机器，强制促进国家财富运行。比如其“青苗钱”实际相当于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国家机构主持大宗商品批发业务等等。另一批制度则想更公平准确的确定田租，并用金钱赎买代替实物和人力征收。

王安石的制度貌似更为先进有效，但和王莽新政类似，他仍没有估计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也没有估计到官方垄断商业后的恶劣性。比如发放“小额贷款”成了强制摊派，甚至不发放也收利，成了官方谋利手段；比如官方垄断商品就可以肆意加价，官方卖啥啥贵；货币赎买劳役兵役和农产品变现过程仍让农民遭受沉重盘剥等等。

王安石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不仅因为他太“超前”，经济金融的条件远远不够，民众的心理准备也远远不够，还因为他试图让“官商一体”，把本“为公”的国家机器蜕变成了“公然”“为私”，与传统坚持的“执政道义”抵触，不得社会主流道德观支持。他的这种观念放在西方那种多国竞争制衡的、开放式经济、政教分离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但在中国这种一级独大的、内循环式的、政教合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中则不可实现。

中国的中央政权的威权并非通过暴力镇压和精细管理，而是依靠“政治正义”来维持；不是达成政府和民众的妥协制衡，而是必须从民众中来而融于民众中去；让民众不是敌视而监督，而是拥护而参与；是依靠“最具普遍性的政权”来凝聚零散民众，来抗衡其他军事、经济、宗教组织的来达到制衡的效果。如此才能确保偌大帝国的统一和安定。

这是中国政权观和西方最大不同之处。所以西方人始终严防着“坏政府”，想方设法的组成各种组织去制衡它，他们早已“习惯”如此了；而中国人必须一个“好政权”，然后借这个“绝对权力”本身来维护“散户”利益，中国人也早已习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