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皇帝终于在理论上获得了真正的极权，但为了保住这份权力，几个先帝不得不每天几次朝政，废寝忘食的工作才行（政令是权力的表达形式），后世皇帝的身体和意志都不能如此强健，索性闹罢工，玩园艺，干木匠之类，反正祖例成规并没规定皇帝不能这么干，貌似“无为之治”，政务就交给了某个信得过的重臣老师，或者让太监们专权去了。

实际上，某些“大太监”罪名是文官集团的丑化罢了。太监没有子孙，在中国传统宗教心理中，不仅没了太大的野心，也很难拉军队造反（军人，最纯爷们儿，岂能听从一个下面没了的家伙呢？），缺点是无非是太爱财（人总得有点爱好吧？）和目光短浅（没后代当然不用想太远），而且并非由文官程序内选拔出来（真选出来的谁肯当太监啊？）。历代太监专权都是好平灭的，历代文武官员做的坏事的也不比太监少哪去，平灭起来还很麻烦，这是太监可以专权的根本原因。(皇帝能让郑和这个太监率队下西洋（远征舰队总司令）无非也是这个原因，但郑和能做成如此大事，想来可能是因为他是个有信仰的太监，呵呵~~)

明代皇帝虽然有了极权，但却没法充分用起来，一是中国的政治规模实在是太大了，结果仍是旁落了，但毕竟再没有丢失皇位的危险了；二是历代先祖的金口玉言和圣人言太多了，给后世剩下的发挥余地实在太少了。看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朋友，知道明代的皇帝发号施令并非为所欲为的，有时不仅束手束脚，简直是挺郁闷，这就是因为中国明代政治实际进入了宪政模式。

宪政就是依法行政，而统领法律的是宪法，宪法就是国家机器和民众的强制契约。法律本身是需要国家强制的道德，而谁来强制国家机器遵守契约呢？就是靠民众的共同信仰，道德共识，也即西方“自然法”的概念，儒教典籍就是中国帝制时代的“自然法”。

儒学针对中国这种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政治状况，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人伦出发形成政体伦理”的政治理念，倡导“由基本人伦道德培养入手”，“形成全国统一政治伦理的核心指向”。同时，这种道德观念政体伦理能够推行，还需要现实中的生产力基本统一，文化教育基本统一，才能贯彻得起来，所以中国历代大多推行“标准化”的管理模式，防止某一地区过于突前或落后，以达成全国统一观念，防止意识和现实分裂的发生。

在科举入轨，三教合一趋势后，儒学成了在宋代成为官方主流“宗教”，上至皇帝，中有官员，下及私塾教师，都称为其“宗教体系”的成员。皇帝名义上是儒教的信仰指向，但当几乎全国人民都信仰儒教后，皇帝也就不得不接受儒教思想的制约。是的，也许皇帝心里无非是想利用儒教维持统治的稳定，但他也不得不主动给自己戴上这个紧箍咒——必须装得像个“天子明君”，否则就不配当这个信仰称号了~~

基督教“统一”了欧洲，结合社会实践达成了《自然法》共识，方才演变成宪政观念，中国同样。虽然皇帝的权力貌似没有严格的契约，但所有既成的祖例成规已经将他束缚住（甚至失去了婚姻自由），制度越健全，皇帝的活动空间就越小。作为儒教主力的大臣们，更是从小就给皇帝灌输儒家思想，即“从娃娃抓起，培养革命的接班人”，让皇帝难以产生什么匪夷所思的妄想~~

明代的体制建设都达到了当时的一个巅峰，不论现实执行有多少脱节，只要皇帝表示遵从，只要朝廷能以此行政，这个体制本身就成为宪章，以此体制运作就成为宪政。

既然儒教在宪政中起到如此大的作用，那它究竟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呢？是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个“统治工具+思想枷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