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的形成可以看做是上古巫术和宗教的分水岭，但“道教”则是在汉代才形成的，其可以看做是道学为核，巫术为表，组织化为纲。春秋战国的各种“学说”则可以看做是是巫术和正式宗教（信仰、教义/仪式、组织化）之间的过度，为之后的宗教化打下哲学基础。帝制后，很多学说貌似消亡，实际溶入了各个宗教教派之中，俺常说，“墨家哪里寻？去道教里找吧~~”

佛教在汉代传入，其“类一神论”的“众生平等”教义本身可以认为是对“多神层次教”的印度教（著名的种姓问题）一种改革（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改革，新教是对天主教的改革），但受地情影响，佛教后来只保留了哲学思辨内核，表相反被印度教同化。在佛教传入的同时，也是本土化的过程，虽然出现了大量谬误，但也加入了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精华，尤其是道学的思辨深度。

道教在汉代就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活动于上层的炼丹养生的丹鼎派，基本持政教分离观点，著名的大忽悠把秦始皇都给蒙了~~中国几乎所有“养生之道”都有他们的贡献；一是活动于下层的画符念咒的符箓派，经常政教合一的造反，汉末两大农民暴动——张角和张鲁就是两个代表，一个是太平道领袖，一个是五斗米道教主，前者的影响甚至远至太平天国。

宗教教义多有神秘主义因素，但“地区主流宗教教义无非是地域人群的意识凝聚”，否则何来“道理”可言？皇帝们表示对宗教的尊重，就是表示对教义的认可，也就是对民众信仰、向往的遵从。逢十六国南北朝乱世，各国都要用宗教拉拢民众，胡人皇帝就崇外来的佛，汉家皇帝就信本土的道，给予宗教役税豁免权，民众纷纷入教。佛道二教在此时展开大规模论辩，促进了佛道教义的共同提高。政权方看到民众纷纷入教逃避税役，又不好总是毁佛灭道搞得人心背离，并为了取天下才俊为俺所用，化解不稳定因素，在隋代就有了“人人平等（佛），修炼升级（道）”的科举。

此时，儒学还不能称之为儒教，它还仅仅是一门“学问”，它尚缺乏“信仰内核”和“现实组织”，即使在唐代，儒学也未称为官方统治学说。

佛道经过几百年的论辩，道教的“外丹”（丹药）演变成“内丹”（演化出“内功”），佛教也有了禅宗，这都是佛道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信仰渐趋统一。儒学便将其内核拿来，借助科举体系，形成儒教，一个上到天子，中有百官，下至私塾教师、社会贤达的庞大的宗教组织。

儒教信仰实际维系的是大一统帝制能够得以稳定的支柱——科举体制：一种拣选官员的考试，一种沟通上下层次的渠道，一种定期更换新鲜血液的机制。

科举这种“游戏”几乎所有正当职业背景的男性公民均可参与，不仅体现出中奖者智商高明，而且获得“忠君爱国”的加冕，有严密的分级拿分标准，有明确的修炼方法，定时公布获奖名单，竞争力自然远远超过只能在虚拟想象中成仙成佛的佛道二教~~所以自宋代后，佛道论辩就少了，连造反的也少了，隋唐五代割据军阀都消失了~~确可谓“精神原子弹”。这是因为，儒教拥有三教精华哲理和现实有效的科举体制，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其正当性、合理性、实践性都远远超过了各种造反/割据/宗教的信念。

皇帝自然不会放过任何当头的机会，他化身道教真人，冒充佛教现世佛，早就是本土多神教的天子，儒教更是把他当做信仰物，主流宗教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把他加以神化逢迎。这样一来，“农民革命家”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简直没了造反的旗号，也难以吸引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不仅难以吸引大众（靠宗教旗号），也难以将部众组织化（靠知识分子），所以梁山好汉造反不过是变相谋个晋身渠道，老朱得先加入未被皇权收编的战斗力颇强的明教，李闯军终是乌合之众，清末净是一些佛道融合后的小宗教（比如白莲教）造反，洪杨干脆拿来了基督教~~

在宋代，中国民众在意识上逐渐分化成两派，一方是“知识分子”们儒教化的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信仰，一方是“农民革命家”们道教符箓派化的阶级性的或民族性的信仰。不到国家体制和民族生存双重危亡的时候，他们是很难融合的，一次是在元末，一次是在清末；而明末，则是他们自家内讧，让满清拣了便宜。
>4.5 参政范围的扩张

欧洲的“民主”来自“议政权”，而中国帝制时代的“民主”来自“参政权”。前者的基础是统一的基督教信仰和割裂的政权相制衡形成的“政教双轨制”，后者的基础则是大一统帝制下的“政教合一制”的体现。

中华帝国时期，参政范围始终是在逐步扩大的，与之对应，也伴随则几代贵族豪门的兴衰洗牌。当然，科举并非“选举”（下决定上），而是“选拔”（上决定下），和“推举”（平级推选）也不同，所以本质上仍是“专制”，而非“民主”，这点须要首先澄清。但中国之选拔制度的广度和规范程度，是远远超过欧洲的，可以说，科举就实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护卫者机制”，一种“最好的专制”。就算民主选举，大家也得能基本统一认识——“应该”选“什么样”的领导呢？而科举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拣选德才兼备的官员，而且这个拣选过程尽可能不受上级官员摆布的。可以说，明朝仅剩皇帝还挂着专制的羊头，中国明代已经实现了中华帝制特色的参政权平等的宪政民主。

欧洲平民除非因战功和特殊机缘才能进入政府官僚阶层，欧洲官方晋身渠道从未正式打开，要到近代方才有了正式的普遍的考试选拔制度。而中国汉代有了“孝廉制”，由地方官员考核“孝子廉吏”，进朝廷学习兼实习一段时间，然后派出地方为官，再逐级选拔，但时间久了，孝廉制就演变为地方氏族大户间的政治游戏了，他们形成裙带关系勾结推荐。氏族高户们本身具有地方资源，又有了参政权力，势力愈发强大，就成为了“门阀”。有些名门望族几代出任高官，势力超越郡县范围，最终演变为汉末地方割据军阀，此为“中国第二贵族时代”。虽有上述弊端，但因门阀没有名义上的正式的、终身的、世袭的地方军政教权，总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不能形成“国家级效忠观”，相比春秋战国的“第一贵族时代”而言，也算一个进步了。

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黑暗时期，表现为连年的征战动荡，持久未能统一。纠其根源是全球范围的暖湿向冷干的过渡期，游牧民族纷纷内迁，而中原刚经历内乱，无力阻挡。其也可看作一个民族间相互学习融合的过程，结果就是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们纷纷采用了汉人体制，胡汉混血融合，如此，政权就开放向了多民族，甚至更多倾向于胡汉混血的家族，因为这种家族更了解各民族的意识风俗，合众家之长，本身也具有更好的协调、平衡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第二贵族时代的结束。

隋代开始有科举的雏形，正式给予了平民阶层一条不被豪门氏族干涉的晋身渠道。这是因垄断政权的门阀氏族遭到战乱打击，无法阻止行政权开放给平民；俺更以为是当时佛教道教兴起，很大程度和政权本身开始争夺资源，皇帝通过了解其教义，故采取类似的方式夺回“人心所向”。此时的科举还是很不完善的，仅算有了一个不太正规的考试办法。

汉代“孝廉制”仍是“举荐制”，需要基层官员推荐，官官相举，才演变成了门阀氏族们近亲繁殖的游戏；三国时代，因政府机构全部残破，魏国就采用中央派员考察、地方公举的“九品中正制”，虽然考核标准相对统一，但仍不脱举荐的基础；而“科举”就大大不同了，它把渠道向几乎所有“正当职业”的男性开放，而无需地方官僚举荐，避免了前朝制度的弊病。虽然唐朝的官僚并非都是科举而来，“世家”子弟仍占很大比例，但科举已经制度化，和“继承制”、“举荐制”分庭抗礼并逐渐超越。唐代可算“中国第三贵族时代”或称为“贵族时代和平民时代的过渡时期”，此后，“世袭性质的”“非皇家贵族”在“中华帝国时期”几乎绝迹，很难称得上“时代特征”了。

宋代科举正式成为国家大计。根本原因无非是赵匡胤经历五代乱世，五代时握军权者经常篡位，皇帝本人仅算一个大军阀头子（组织必由意识和现实双重诉求而结成，仅有现实利益诉求就会经常动荡，并趋于“短视”，随时可能分裂），失去了“神圣”的味道，他本身就是“黄袍加身”登基，为了中断这个“风气”，就采取一系列的重文轻武政策，并极大的加强中央集权，科举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核心政策之一。

从客观上看，科举就让宋代和明代的政权具有了“普遍民众基础”的，举子们来自五湖四海，又大都是平民出身，对基层民众生活并不陌生，没有沟通障碍；定期的考试可以经常的“更换国家机器的血液”，保持一定的活力。

明的科举更加规范化，但为了考试的“公正”起见，考试内容就朝着僵化固化的方向发展了。政府的官员绝大多数都从科举而来，很少受到世袭制的妨碍，参政权就扩大到几乎全体男性公民。民众既然有了现实有效的参政权，自然国家局势就更为安定。

不过，话再说回来，参政权的无限扩大虽然有很多优点，但物极必反，同时也就为非常时期缺乏核心领导/组织埋下了伏笔，易分散化、易相互制肘、易被“斩首”陷入乌合之众的境地，中央军瓦解则各地抵抗力量过弱。俺常感叹明末缺乏一个能武装割据对抗清兵并转入反攻的汉人领袖，这很大程度就是宋明两代执政观念造成的必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