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一块地分成横纵各三共九块，中间为公田，四周为私田，农民都要耕作，然后公田收获交给王公贵族，相当于“九税一”，而私田是由贵族按平民的年龄授收的，成年后授田，年老时收回，由贵族掌握“公平度”。可以看出，这其实是部落制的一个延续，在土地相对稳定，人口相对稳定时，也算一个可行的不错的办法。

随着土地的开垦、人口的增多，贵族们管不过来了，井田制就无法继续了，遂演变为租税制度，不管是谁在耕作，只针对耕地来征收租税，“相当于”“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

汉代的田赋比例很低，只有“三十税一”，甚至文景年间有17年不征农业税，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呢？而且文景年间给后世攻打匈奴攒下了很厚的“家底”，这当然不是靠大印钞票通货膨胀而来的了。

对欧洲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会知道，虽然欧洲贵族未必拥有辖地内所有耕地的“绝对处置权”，但贵族一直拥有山林地的“牧猎独享权”，拥有山林地和其他非农耕收入的“绝对征税权”，中国当时也是如此。即耕地实际私有制了，但山林湖泊等等的“公有资源”仍是属于皇室绝对所有的，皇室当然不能把这些资源白白撂荒，平民可以使用，但必须征税。这在“道理”上也完全说的过去，你既然用了公家的资源，当然就要向公家纳税嘛，然后公家用此收入来维持“公有的”国家机器。

不仅有此类收入，盐铁等生活必须品也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盐虽然人人都得吃，但才多大点利润？而当时得铁器又能用多少呢？呵呵，只要垄断，就可以任意加价嘛，所以利润可不低，而且汉代是“小中央小地方”，“在编”的公务员很少；常备军虽不少，但绝大部分是“全民义务兵役制”而来，国家提供的补给很有限；国家或地方公共工程很多由“全民义务劳役”而来。所以这钱足够养活皇家，而且还有很大富裕呢~~汉代前期，这部分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了耕地税租（即垄断企业收入超过了农业税）。

农业税率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农业税率在古代相当于朝廷和民众的最重要契约之一），而垄断经营收入归皇室（相当于“大汉帝国皇家盐铁总公司”，哈哈~~），并且是可以“灵活”控制价格的，皇室还可以把这部分收入拿出来贴补政府。这就好比农产品免税了，但化肥、农药、农机具、柴油的生产和买卖还是要征税的，而这些生产资料的税收最终肯定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实际上农民仍承担着“消费税”和“增值费”。可以说，当时的工业和“三产”收入就已经超越了农业收入。

帝国农民虽然名义税费一直很低（3~5%），但不仅有地方性加税、地主分成、项目性捐税还实际承担着“垄断企业”利润，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也就不剩啥了……农民们格外重视农业税率，是因其他的“苛捐杂税”项目多是按基本农业税率附加的比例，这个基础变化一点，整个税赋就增加很多了。

不仅盐铁，实际上所有和全国所有人直接相关的产业，皇室都想捞一把。对于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名义税收”仅仅是“实际赋税”的一小部分，只要是“借助政权的垄断性资源控制而实行的公有的盈利性项目”的，实际都是赋税的范畴。这在很多人眼里是比较“阴险”的，但如果它确实能为民着想，能控制住自己的贪欲，在很多领域上（比如铁路和大宗国计民生产品）虽然有时貌似效率较低，但还是比纷乱的竞争更好一些。

也即，此事的关键反倒不是名义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而是公有之所有权和监控权的“现实实现”的问题，即“公有”究竟是“谁”有？谁来监督授权其公有？大可不必在纠缠垄断企业的性质，而应着重于国家属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