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和相权都是中央集权的组成，中央集权不断扩张的同时，皇权也在不断的扩张。

“宰相”这个职务相当于“管家”。“宰”嘛，就是杀大牲口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吃肉，春秋战国那阵，杀大牲畜是用来祭祀的。负责这种挺神圣的仪式的，就是“管家”了，后来成为诸侯们的内臣最高职，当某个诸侯成为这个国家的皇帝，这“杀大牲口的”就成为这个国家的“大管家”，前者是“国家的象征”，后者是“政府的领袖”。

如果从宗教上看，皇帝被直接神化了（天子），而宰相大半仍是“人”（但也属于“星宿下凡”那种沾了仙气的东西）的范畴，皇族的延续成为朝代存在的确认，宰相却是经常更换的；从政治意义而论，皇帝是“神圣的正义目的”的代表，宰相则是“人为的程序正义”的代表。

还有一种眼光在于，皇帝是无谬的神的化身，他虽然名义上的承担“绝对责任”，但除了他自己发个“罪己诏”，其实无法追究其现实责任，而为了平息、缓冲一些现实矛盾，就需要宰相这个角色来承担，所以激进改革派的宰相往往成为皇帝为了安抚旧势力的“牺牲品”，否则矛盾的焦点就会直接指向皇帝，造成政权信仰权威的大幅低落，很可能酿成旧势力的叛乱。

现代西方国家的总统和皇帝的根本区别是：世袭vs选举、终身vs定期选举/弹劾、绝对权/法制基础上的行政权。总统作为民选的国家代表，又区别于总理这个执行机构/政府的领袖，总统/皇帝才能发号和修改政令，“总理/政府”是“执行者而无权自我修正”。

中国皇帝的权力是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同时宰相的权力缩小化、分裂化。本来皇帝是比较悠闲的，大事拍拍板，具体负责多是相。蜀国那小地方，就把诸葛亮给累得吐血死了（借用演义，呵呵）；而到了末代帝国清，“过劳死”的就换成了雍正。就中国的政治规模而言，谁事必躬亲谁累死，同时也说明日常的、琐碎的事物，由相转向皇帝。

在中国帝国时代的大多数时候，皇帝名义上拥有名义上的无限绝对权，但他很少“发言”（直接的详尽的指令）；“发言”（权衡判断）的多是宰相，但宰相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监督的，是可以更正、收回、弹劾的。这样可以维持皇帝的“无谬”性权威性，而又能推动制度运作。

在中国帝制时期，不论是宰相还是各省、部之类，不仅编制政令时有一个讨论过程，在拟发政令后，还有一些监察、执行等部门可以否决政令。汉唐的皇帝亲自拟定的政令，也可能遭否，虽然程序比较麻烦，但也算有了一个讨论、修正、完善的过程，皇帝还可以广为采纳大伙意见后，再行折衷确定，甚至可以先放出风去，看看民间反应再说（也是民众“心理准备期”，后来多通过“小道消息”甚至“网络流言”探风，民间反应过于强烈就出来“辟谣”~~）。但清朝皇帝密旨一出，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程序本身就遭到了破坏。罗伯特.A.达尔说过，“有时程序的民主就构成了民主本身”。皇帝肆意践踏程序而发号施令，就会让臣民们无所适从，失去判断的依据，国家就容易陷入混乱。西方法律界还有一句话，“法律不过是律师对法官裁决的可预期判断”，皇帝跳过各级政府而直接发号施令，就好比法官不依据法律而随心所欲，法制就蜕变成人治而已。

在古代，就算皇帝想任命亲信，也得经过政府部分盖章，执行程序方可。越到后来，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僚就越多，直接任命的级别就越低，而高级官僚也就逐步跳过正常程序任命亲信，政府内部的“程序任命权”就越来越小了。唐代皇帝也有这么干的，但自知“理亏”，还要害臊，宋太祖任命时，也得召大伙商量看有没有前例可以参考，后来不管这套了。这就造成了正常的考核体系的崩溃，大家都是靠各种关系，靠各种靠山，而不是靠程序正义本身上来的，吏制就会混乱，所谓的“政绩”不来自下而来自上，民主的成分就被专制所取代，程序的“正义”就不存在了。

程序之所以在很大程序上需要维护，很大程度上在于“政权诚信”、“政治道德”和“程序正义”的需要，是为了给予民众一个可预见的、可筹划的、可为之努力的未来，这样才能实现国家政局的“稳定”，而且执行程序本身，可以消除很多已知的弊端（经验不会直接指向成功，但可以避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所以才有皇帝“金口玉言”一说，第一层意思是皇帝的绝对权威，第二层意思就是皇帝的绝对诚信和绝对负责。这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皇帝主观上，他是不愿看到“大权旁落”的，尤其出现是几朝元老们左右朝政的局面，那样政治权威就不是皇帝而是宰相了。汉代是文官之中有谏臣，而唐代皇帝成立了直属他本人的监察班子，用于监察政府官员，当明代皇帝想要真正的“大权独揽”时，就发现废除宰相后，自己的时间和能力也不太够用，就用内臣（内阁）取高官的“拟定/起草权”而代之，政府官员就仅剩“执行权”了。由汉到明的架构演化就是这么个过程。

这样，不仅中央集权了，而且皇帝极权了，但现实有绝非这么能简单而论，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哲学家很多还希望皇帝直接掌权，因为“皇帝（既然名义上拥有国家的一切，那么他）不会贪污，也不会卖国，众人监督他一人总也是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