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很难称为一个“朝代”，而是“五代十国辽宋西夏时期”，与“十六国南北朝”相对应。

宋的中央集权远超汉唐，尤其是朝廷的军权非历代所比，地方仅剩有限的行政权和一些卫戍军队，而且文武还是分开的；在政治架构上，宋皇帝的权力也完全凌驾与政府机构之上。

为了避免唐代地方割据的发生，宋的军力和物质都集中于都城，地方贮备很少。宋采用了“雇佣军”制，貌似能职业化，但因兵力过于庞大，素质反而下降，很多地方军实际成了国家劳役。而庞大的禁军也让宋都只能窝在粮草调集方便却无地形屏障的汴梁，这成了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游牧骑兵胜过农耕步兵，后者虽然技术较强，但在没有野战火器的时候，是难以和骑兵在辽阔地带交锋的，往往需要凭借地理和认为屏障进行防守反击，同时训练自己的骑兵，待游牧部族遇到气候灾害或内讧时再行反击。因为游牧生产方式的不稳定（无法定居管理），受气候影响远大于农耕（难以贮存），所以往往并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但此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已进化到“半牧半耕”的生产状态，政治体制也仿效中原，既有了“根据地”又有了“好体制”，且控制着良马产地，军力便能较为持久的剽悍，还首次形成了民族性确认。

北宋初年的两次北伐，全都是初期获胜，被引入腹地，断粮草后击溃，兵力损失很大，待北方转入攻势，北宋的缺乏地理屏障的国防是禁不起一次重大失败的，北方骑兵很快就直逼都城，待退往江淮，才有地形可凭。北方不习水战，而南方马匹匮乏也难北伐成功，等北方水军习练，又绕过长江防线，南朝就只能灭亡了。

明的行政集权要超过宋，但也看到宋军制“头重脚轻”的弊端，并防止地方势力过强，就采用零散化的卫所制蓄兵。明的行政难度可算历代之最，它几乎把各种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技术和经验能力，所以体制很快僵化。

宋明皇帝似乎很缺乏“进取心”，国策非常内敛，和汉唐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对唐代扩张政策引发割据内乱的反思，二是隐隐为中央高度集权后颇感能力不足就不愿再给自己“添麻烦”的后果。

明的制度完善度算是中华帝制时期的巅峰，但过于制衡泛化的体制反而僵持而虚无化，军力分散的后果更加严重，士兵和将领的素质都极大下降，被农民军、叛军和清军各个击破。

宋明体制的重点在于“集权内敛、消除割据”，这个目的可算达到了，但当面临外患时，都城一旦失陷，中央军一旦崩溃，正统皇帝一旦死亡，举国成为一盘散沙，再无反抗能力。

中华第一帝国时期是“小中央小地方”的模式，中华第二帝国时期是“小中央大地方”的模式，中华第三帝国时期是“大中央小地方”的模式，元清则是“大中央大地方”的（战时或殖民）模式。如何恰当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也即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地区的活力，始终是摆在中国政治家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就现今中国体制而言，中央、省、市、县甚至乡镇都有一套很齐全的“班子”（大中央大地方模式），而各级党委和政府又都能直接控制或影响各级职能部门，这其实是战争年代沿革的体制，但到了现在就造成了很多弊端：

一是层次过多，晋升时间过长，血液更新缓慢，就不得不依靠“制度外”的方式，就造成了体制本身的程序正义虚无化；

二是中央名义上有集权，但因各级实际上都有集权，中央的集权就被各级分散瓦解，很难运作自如；

三是地方虽然没有了军权，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公检法，造成了对地方政府监管困难；

四是本有坚强的核心组织，但随着生产力的剧烈过度，信仰观也就处于动荡过渡阶段，组织的意识凝聚力就下降，趋于泛化、虚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