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重新统一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五代那种“乱世体制”，虽然中央在名义上拥有绝对权力，但地方军政权力较高，实际相当于军区和政区重合，这种局面在唐也未能彻底打破，所以唐初也采用汉武帝的办法，用全国性对外战争的方法加强朝廷的统治权威，打破地方隔膜。

通观历史，历朝大多经历“开国动荡”，完成“划界战争”，然后就是“修养生息”，接着“鹰击为治”，扩到“地头”（大的地理屏障），威加四海，步入巅峰，竭民狂敛，“流通障碍”，灾年又至，灾民暴动~~

大唐帝国为了扩张，而不得不给地方高度授权，以避免古代时效性低下的缺陷，最终就演变为节度使（节，使节；度，自我决定，全权授权。节度使，皇帝派驻地方的全权代表）体制。本是为了加强皇帝的统治权威，表明中央对地方的绝对任免权的，但众所周知，节度使们纷纷坐大，实际成了“地方军政资承包主”，分裂的唐朝。本来皇帝派出的“节度使”都是“亲信”，但他们一旦拥有了军政大权，并形成家族继承，都成了一个个具有官方身份的土皇帝，朝廷也只好和他们达成某种妥协。但这同时促进了地区的差异性发展，给沉闷浮华的汉晋面目注入了活力。

唐代政治家们早已意识到制度本身的建设才是根本，才能最终打破高度的地方授权，消除可能的割据隐患，他们编纂了堪称中国帝制体制大成的《唐六典》。不能说他们缺乏想象力、创造力、思考力，他们编制了很完善的部门制约机制，甚至可以下笨功夫、苦功夫做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来维持均田防止出现高度垄断，防止造成朝廷统治力的下降和可能的地方分裂。不幸的是，中国的幅员和复杂程度最终再次抵消了这些努力，地方独立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唐的体制建设无疑为近世（宋明清）体制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秦汉有了“理想”，隋唐有了“规划”，虽然多是名义上的，不能完全付诸实现，但须先有理想，也才能去现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