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气魄很大，想一股脑全统一掉，所有权力都收归中央，但很快灭亡了，汉初为了稳定功臣的情绪，封了些虚名王，但不久就找各种借口收回了授权，平定“七国之乱”后，汉代的中国正式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可以直接任免地方官员，朝廷拥有绝对的权威。

统一初始，究竟应怎么统治，经验还很欠缺，在消灭了地方和贵族叛乱后，更多得是吸取秦灭亡得教训，采取休养生息得政策。

不过仅仅休养生息也是不行得，还要兴修水利，统一行政和技术，武装民众捍卫国界（上述这些都是让民众形成意识和利益共同诉求的方法，才能克服地方主义，形成民族国家凝聚力），起到保护民众安全得责任，并且用战争本身带动国家凝聚力的提高（以共同的威胁形成组织更为紧密），开始长期对匈奴用兵。

整个汉代体制都很草陋，没有跳出周代道学的政治思维模式——“小国寡民，清静无为”，故用秦之“标准化”思路，将各地的行政尽可能标准统一化，以能随意调换官员，加强朝廷统治，并抑制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垄断趋势，把矛盾尽可能消除在萌芽之中，缓解巨大的空间造成的行政时效性低下的问题，但政策的简陋和僵化也就逐渐造成各地失去活力。汉代体制并没有达到足以使庞大的中国标准化管理的程度，维系其统治的更多是刚刚聚合而成的国家民族观本身，试看“汉”这个国号延续下来，成为中原地区生产力、文化的符号，成为中原地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符号，成为民族的名称，这足以证明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汉朝的“官”和“吏”的制度分开，县级“官”（所谓“领导”）以上不得由本地人出任，由朝廷选派；“吏”（所谓“公务员”）则主要由本地人中推举出来。前一规定无疑是朝廷要避免形成“地方主义”，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方上血统性的徇私枉法；后一规定则是为了具体政令符合当地的民情民风。朝廷很清楚，虽然大帝国名义上政令一统，但各地民情不同，具体执行起来需妥善拿捏，地方“官”和“吏”、乡绅之间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制衡，而又反馈至上。

中国古代名义上可以用很少的官吏管理辽阔的国土，一是因为行政级别少：最低是县，然后就是郡/州，对应朝廷的各职能部位；二是村、乡/镇级别的税收、保安、宣传等等“公务员”是不在“编”的，大多是由当地民众推举出来的，自治程度很高。拿到现在就是：省市级由中央任命而地方有弹劾权，村县级民选而不在编而财政由地方自筹，同时加强各部位的垂直管理。

汉代的中央军事权力随着自然灾害、内部战争的发生而分散，地方门阀氏族开始产生，并撕裂了政权，最终瓦解了汉朝。随后中国进入一个很长的分裂动乱时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群雄纷争，“中央”长期实际已不存在。